(首刊於《文訊》聚光燈)
在紀州庵文學森林初見金培懿老師時，她方結束一場會議，風塵僕僕地趕來。培懿老師身穿一襲月白長衫，戴著一副圓框眼鏡，留著俐落的短髮，嘴唇上剛抹上的口紅使她神采奕奕，有種精力充沛的模樣。
金培懿老師的散文新作《草木眾生》講述了她在澎湖與臺南兩地間的生活經驗，亦生動地描繪了其軍人父親的形象與教育方式。母親在散文集的失蹤並非培懿老師刻意不寫，而是培懿老師自言，在她的成長過程中，她的母親一直是一個勤勉的勞動者，相較於母親的安靜隱身，她的父親和外婆對孩子們較有諸多管教及照顧令她印象深刻，故在《草木眾生》一書中才會反覆出現父親的身影。金培懿老師說因為外婆代母職，所以她好像是在一種特殊隔代教養的環境下長大的。
在《草木眾生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細膩的澎湖地景描寫，亦可以一窺1980年代臺南府城「臺灣錢，淹跤目」的情況。童年時期居於澎湖的金培懿老師過的日子可說是相對貧瘠，唯有長假時跟著外祖母前往臺南府城探親時，在開工廠或是經營中藥房的親戚間的物質贈與中，才能感受到何謂「富庶的餘裕」。金培懿老師說：「我去到臺南的時候，大舅媽都會帶我去臺南的漫畫出租店租漫畫看。」
回到澎湖，幼年的金培懿老師要聽從母命，從事許多勞動工作，如撿拾珠螺等，又因為金姓在幾乎人人姓莊的澎湖漁村來說是異姓，金培懿老師的童年不免面臨過類似於霸凌的事情。而說到澎湖，很難不讓人聯想到「山東事件」，培懿老師從事軍職的父親在澎湖漁村的境地不免尷尬。為此，身為長女的金培懿老師所受的童年教育可說是異於常人的。
曾經，她在讀小學上美勞課時，她的蠟筆常被同學「借用」到只剩一小節、嶄新的達新牌黃色書包更是兩度遭人劃破。金培懿老師的父親第三次買了相同的書包後對她說：「如果這個書包再被人劃破，就是妳的問題。」故幼年的金培懿曾經無論何時都帶著書包，連上廁所也是書包不離身。當我在閱讀散文集這一段描寫時，不免覺得金培懿老師的父親怎麼會「檢討」身為受害者的女兒？後來採訪時詢問金培懿老師這段故事，老師卻說她不覺得那時自己有受到委屈。或許是年紀尚幼，或許是當時還不懂「委屈」的情緒為何物？金培懿老師說她真正感覺到委屈的，反而是國中時所發生的「單車失竊記」。
採訪期間，金培懿老師淡淡地說起父親身故之後，她才從前來悼念的澎湖居民口中得知，她的父親當年經常幫助村中較為貧困的人。聽見這話，我作為讀者後來再細細思考「達新牌書包事件」，驀地覺得金培懿老師的父親或許其實想告訴女兒的是：「妳要有保護自己、保護所愛之物的能力與智慧。」如同身為在莊家村從事軍職的異性父親能靠悲憫之心資助窮人，藉由與旁人協商、忍讓的方式保護珍視的家人一樣。日後膝下無兒女的金培懿老師將這個理念更加發揚光大，不但將所有學生視為自己的孩子般看待，更在大學裡投入SEL的領域，幫助學生們自我覺察、自我管理等。金培懿老師投入散文寫作有五個目的：一是命名情緒；二是整理片段的經驗；三是重新取得論述的權力；四是自我慈悲，將內耗的情緒轉化為「我還可以怎麼做？」的動機，最後則是保存記憶，讓自己的生命經驗在未來的某一天成為他人生命的入口。
由於「長女病」在近期是個蔚為流行的話題，所以我在採訪中曾問過金培懿老師，若是有一天能重新投胎過上另外一種生活，培懿老師會不會選擇不當長女？或者是轉生到母系家族和表兄弟姊妹一樣過上較優渥的物質生活？老師想了想之後回答說：「不會耶，『喜歡』跟『想成為』是不一樣的，如果人生再來一次，我還是會選擇相同的人生。」
金培懿老師是大學教授也是研究儒學的學者，如今多了一個散文家的身分，我好奇金培懿老師是怎麼在這三者的身分間切換的？「其實研究、教書和寫作對我來說都是日常。研究和教書是互相滋養的，研究是不斷地追問，而教書是讓學生理解學問。」金培懿老師說：「至於寫作則分成兩種：一種是散文寫作，另一種是論文寫作，日常家事都可以變成我的寫作材料，讓生活走在寫作前面。但是寫論文就不一樣了，寫論文時我會有一個自己的『流儀』（りゅうぎ，羅馬拼音：ryūgi，儀式之意），在每天過午開啟第一個高效率寫作時段前，我會先用喜歡的茶具喝個下午茶，才開始撰寫學術論文，然後一路寫到晚餐時間。吃完晚餐就去散步，邊散步邊整理一下午的學術研究思緒。回家後就打掃一下屋子，晚上十點後再進入第二個高效寫作時段，直至清晨過丑時。」
讀金培懿老師的散文《草木眾生》一書時，我注意到老師的寫作格外地「坦蕩」，不像其他人多會使用化名或將散文中的人物模糊化，培懿老師的散文大喇喇地寫出了人物的真名（我現在連老師的弟弟叫什麼都知道），由於太過好奇了，採訪時便向老師請教為什麼會想將人名寫出來，老師微微一笑，說有七個原因：「第一個是她單純想寫有具體真名的散文；二是與真名勾連的人們更能讓她記起真實的過往記憶；三是想記下與那些人相遇的意義；四是看重那些彼此珍視的相處；五是記下某些生命中微小的『歷史』；六是想告訴讀者與筆下人物『我記得你』；最後，則是誠實地坦承自己的所知有限。」
金培懿老師流轉、遷徙過許多地方，從童年時期待的澎湖，到青少年時期生活過的臺南，再到成年後滯留於日韓等大學求學、任教，金培懿老師說：「這些遷徙的經驗是她重新認識自己、觀看並理解世界的過程。」於她而言，故鄉是感官與心靈的理解，每一次出走都是為了回歸。金培懿老師日後出國留學深造時，認識了一位日本同學且交往後論及婚嫁。與一位日本人交往，一開始金培懿老師不敢跟經歷過日本侵華，且在年少時親眼見過日軍殘殺孕婦的父親提起，僅暗示自己交了個男朋友。老師的父親起初高興不已，問她是高中還是大學認識的？見老師一一搖頭，培懿老師的父親也似乎明白了什麼，默默回房把自己關在房裡一晚。隔日，培懿老師的父親跟她說：「我們這一代對日本的仇恨是我們自己的經歷，我的兒女要嫁誰娶誰，是他們自己的自由選擇。」一句話勝過千言萬語，橫過歷史傷痛，道盡對女兒的疼愛。
採訪結束後，我目送著金培懿老師離開，看著老師的背影，我忽然想起澎湖野菊花（又稱天人菊），天人菊的花期長，幾乎一年四季都能開花又能四耐──耐高溫、耐旱、耐鹽、耐強風，簡直是一朵強悍且生機勃發的花朵，就像出身自澎湖的金培懿老師一樣，縱然經過許多辛苦的事情，仍然能夠用佛法、用堅強的心志一一撐下去，在生命之路上如花一樣美麗地盛開，如草木一般堅強地生存著。